学人︱李喜卿：讲出自己的话——《探索集》与《真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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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肖像（俞云阶作）

　　为了讲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巴金选择过去被认为极危险的词语来表达他的思考方式：“探索”。“探索”是在《探索集》里与“讲真话”一起被提倡的《随想录》的两个中心话语之一。有人警告“探索”意味着“不满现状”的时候，巴金很坦率地表示对有些现状自己确实“不满意。”（《三十七、探索》）他还通过陈述自己的过去经验证明一个人为何需要这种思考方式。关于另一个中心话语“真话”，他在《三十一、“豪言壮语”》里这样解释：“要讲话就得讲老实话，讲自己的话，哪怕是讲讲自己的毛病也好。┄┄。过去没有弄清楚的事，我也想把它讲明白。”由此可以知道他所说的“真话”并不意味着绝对意义上的“正确”或者“真理”。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来的自己的结论就是他所说的“真话”。这种“真话”可能与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或者与官方的想法有不同的地方，也可能有错误的部分。但是只有真话才能够表现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感情和思想。巴金对“老实话”的解释表示了他内心的一种决心：不要再盲目地崇拜人家说的“幻想”，不要再当失去自我意识的“歌德派”。巴金树立了这两面旗帜，陆续走恢复“自我形象”的道路。

　　虽然巴金始终非常重视“探索”的精神和“讲真话”的勇气，并且很认真地解释它们所含的意思，但这两种中心话语却是借别人的口提出来的。“在最近的《大公报》上读到白杰明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我非常欣赏：‘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创新意义的东西来，非得让人家探索不可。’”（《三十七、探索》），“有一天我遇见晚报的前任社长，问起来，他说：……‘到时候会要你写篇文章。’我说：‘我年纪大了，脑子也不管用，写不出应景文章。’他说：‘我不出题目，你只要说真话就行。’”（《四十九、说真话》）这样的叙述方式给读者留下了作家是非常偶然地得到这两句话语的印象。但如果把它与作家个人经历有关的其他一系列文章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我从小就不安于现状，我总是在想改变我的现状，因为我不愿意白吃干饭混日子，今天我想多写些文章，多完成两三部作品，也仍然是想改变我的现状。”（《三十七、探索》），“我就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三十八、再谈探索》），“作者本人总想坚持一些原则：不说假话。”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这种叙述方式是作家巴金的一种文学技巧。通过它，巴金不但对别人表示尊重，而且使读者容易接近文章的核心思想。巴金对从别人那儿借用来的话语，进行再解释、加上自己的色彩，终于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话语。

　　巴金在《探索集》、《真话集》里进行的“探索”可以从两种角度来考察：一种是对巴金自己的探索，另外一种是对知识分子干预社会问题的探索。这两种探索是文本当中一起出现的，我们先谈在《探索集》里所表现的巴金对自己本身的探索。这一探索是从“我是谁”的问题而出发的。

　　“……，我不是社会名流，我不是等待‘抢救’的材料，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三十五、大镜子》），“我写作，因为我在生活。”（《三十九、探索之二》），“我还是要写作，而且要更勤奋地写作。”（《四十、探索之四》）在《探索集》里面，巴金不断地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他确定了自己是一个“作家”、“写作的人”。巴金并没有把作家与“艺术家”联在一起谈，而把这两个名词比较严格地区别使用。因为他从来没追求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而总是认为“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 《三十九、探索之三》）并且他“只是为了探索，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 《三十八、再谈探索》）才拿起笔写小说，而不是只因为热爱文学，愿意当文学家而进入到文学之地。“怎样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怎样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一句话，我写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三十九、探索之三》），“对我来说，文学的路就是探索的路。”（《三十八、再谈探索》）对巴金来说，有了充分的思想活动才会出现有价值的作品。这说明他的“写作”是“思想活动”的结果。巴金认为没有“独立思考”、“探索精神”的人与机器人一样没有真正的生命力，坚持“独立思考”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自己的人生。他的“写作”精神是与生命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对巴金个人来说，只有他的作品才能够正确地、丰富地表现出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我和文学》）。所以，作为作家巴金才能够表示对理想的追求、对自己本身和对人生的真正意义的探求，同时才能够与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读者）交流。这种观点与巴金年轻时代的看法有不同的地方。年轻时代的他总是恨不得离开书桌去参与实际工作：“为了做一个真实勇敢的人，我应该投身在实际生活里面，在行动中去找力量，……。几千字，几万字，几十万字，几百万字，你不过浪费了你自己的生命！你本来可以用你这年轻的生命做别的有用的事情，你却白白地把它糟蹋了！”到了晚年巴金重新肯定“写作”的态度可能与解放以后对他的批判有一定的关系。一九五八年，北京的三家杂志联合讨论巴金作品的事情以及在文革当中受过的一系列的批判深深地刻印在老人的记忆里。他说当时被批判的时候，自己失去了“独立思考”而仅仅“一律点头”。（《五十七、究竟属于谁？》）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巴金才发现他们的批判并不合理，而只是为了打倒他才批判作品的思想及人物形象而已。所以他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六九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六十九、十年一梦》）这一发现可能使他增强了作品应该表达作家真实的思想和感情的观念。解放前的巴金虽然因写作而苦恼，但他的创作至少没有过以虚假的思想取代自己的真实思想。

　　在整个《随想录》里，巴金不断地强调在自己内心里仍然燃烧着的知识分子精神。在《随想录》第一集里，他曾经承认过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 《十四、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十五岁开始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的巴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是知识分子。在《探索集》和《真话集》里，巴金关于知识分子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解放以来知识分子的遭遇问题，另外一个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问题。与《随想录》第一集一样，巴金在《探索集》里面继续为亲朋故友辩护。他在《三十三、悼方之同志》、《三十四、怀念老舍同志》、《四十三、怀念烈文》、《五十五、赵丹同志》、《六十七、怀念丰先生》、《八十一、怀念满涛同志》等文章里用悲痛的语言陈述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他的作品说明他很有才华。他的青春刚刚开放出美丽的花朵，就受到‘反右扩大化’狂风的无情摧残。他的早死也是那二十年不幸遭遇的后果。”（《三十三、悼方之同志》），“全国解放后，他从海外回来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是写作最勤奋的劳动模范，……。没有能把自己心灵中的宝贝完全贡献出来，老舍同志带着多大的遗憾闭上眼睛，这是我们想象得到的。”（《三十四、怀念老舍同志》），“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五十六、“没什么可怕的了”》） 《探索集》里所介绍的人物都与巴金有共同之处，尤其是他们说过的一些话很能代表巴金的心理：“……他订了个五年的计划，他说：‘我准备再做五年苦工’”（ 《三十三、悼方之同志》），“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三十四、怀念老舍同志》），“埋头写作，不求闻达”（ 《四十三、怀念烈文》），“……他‘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五十五、赵丹同志》），“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的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五十六、“没什么可怕的了”》）他们都是与巴金有相同经历的人。在三十年代搞过一样的工作、一起经历过解放以后的政治运动、在文革当中一起作为“牛鬼蛇神”而受到侮辱等等。巴金好象在他们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东西一样，以感情丰富的语言回忆他们。在怀念已不在人世的人当中，巴金不仅仅批评过去对他们不合理的对待，还对他们无法挽回的青春和才能表示十分的遗憾。“我还是重复我去年十二月讲过的话：‘请多一点关心他们吧，请多一点爱他们吧，不要挨到太迟的时候。’”这是一种内心的呼唤，也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悲叹。

　　方之是与巴金关系较疏远的作家。在“反右”以前巴金只见过他一次，实际上几乎不认识他。因为方之作品里的思想很深刻，他对文学和社会的态度与巴金有相同的地方，所以巴金写文章来悼念他、表扬他。同时通过讲方之的故事表示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要求，从而鼓励年轻一代作家应该像方之一样写“编辑不敢发表”的、思想尖锐的作品。这种说法也是肯定自己年轻时代的创作精神的一个方法。79年以来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成为思想界的普遍话题。这话题暗暗地表露出了知识分子对五、六十年代中央政府的不满。知识分子认为他们都热爱祖国，为了祖国的发展和繁荣从海外回来报效祖国，可是最后祖国给他们带来的是“不信任”和“悲惨的遭遇”。白桦在自己的一部电影剧本中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我知道您，我太知道您了，爸爸！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这就是解放以来的历史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上的一个疑问。巴金在《三十四、怀念老舍同志》里借老舍的话提出同样的问题。其实老舍的戏剧《茶馆》是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为背景的，所以常四爷所说的“我爱咱们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应该看成在共产党以前的政权之下人民的痛苦叹息。巴金却在另外一个社会环境之下引用这句话，回忆老舍和同一时代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五十年代最优秀的演员赵丹在逝世之前留下一篇非常尖锐的文章，传达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想法。他所说的“没什么可怕的了”表示经过许许多多的苦难以后面临死亡才能够讲出心里话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哀：“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 ━ 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将几十年来担当政治宣传武器的文艺重新评价为“不受限制”的独立存在，赵丹的这番话的确是对官方文艺政策的大胆的挑战。他的这一心声不仅仅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想法，还表达了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的痛苦。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在一九六二年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发表了一篇简单的文章，主张文艺应该靠“百花齐放”的发展规律来成长：“既然承认它是香花，是应该放的花，那么最好让它自己生长，不要‘帮’它生长，不要干涉它。到了文革，他的发言和散文《阿咪》被认为是批判毛泽东的文章，就变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而且在文革时期他受过各种奇怪的批判：“有一工厂中，贴一张大字报，说我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是中国，樵取红叶，即反对红中国。丰子恺“含着冤屈”，于“一九七五年病死在一家医院急诊间观察室里”。（《六十七、怀念丰先生》）《八十一、怀念满涛》是巴金第一次写的关于胡风分子的文章。巴金和张满涛没有直接关系，可能他是因为当时正开始给胡风分子平反而写这篇文章的。巴金并不说胡风是冤枉的或者胡风的文艺思想有什么问题，而只谈“反胡风”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张满涛与胡风的关系比较疏远，所以当时认为他只是受到胡风的影响而已，没有参与过反革命活动。在文革时期，因为他的工作态度好，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向上面请求把他的帽子摘掉。在上面查过去的档案的时候，他们发现十年以前张满涛曾经戴过反革命帽子，但是人们把他像一般胡风分子一样处理了。所以上面重新宣布张满涛是“反革命”分子，“让满涛一夜之间平白无故地给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在这篇文章里巴金只谈在文革之中张满涛的遭遇，但通过介绍他的遭遇就暗示了在“反胡风”的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许多荒唐无稽的事情。如，在“反胡风集团”运动中政府公开胡风与他的朋友的信件，把这些个人信件当做反革命的证据而批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我学习过多次，也发表过不少批判谬论，但是我至今还不明白一些文人给朋友的信件会变为‘毒品’，流着一滴滴的血，残害人的生命。在只为了打倒知识分子而进行的多次政治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就受了冤屈而死。巴金对这悲痛的现实表示极大的惋惜同时向全社会提出撤回对知识分子的不公正待遇而爱惜知识分子的要求。

《写真话》一文手迹

　　在《探索集》和《真话集》里，巴金慢慢开始提到无政府主义问题。之前，巴金尽量回避关于过去的信仰的议论。因为解放以来（特别在文革时期）无政府主义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所以一直被否定。巴金本人对这问题无法辩护，同时也不想简单地否定它，到文革结束以后还保持着沉默。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巴金就一点点地表现自己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为多数人牺牲自己……。我在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三十八、再谈探索》），“一九三0年我还认为我的思想永远正确，永不改变”（《六十八、〈序跋集〉再序》），“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在厦门工会工作，因电灯公司罢工事件坐过牢，……”（《七十六、怀念马大哥》），“我一九三0年十月第一次游西湖。”（《八十五、西湖》）。巴金通过既简单又含蓄的语言对无政府主义表示了“肯定”的态度。

　　马宗融是回族翻译家，也是女作家罗淑的丈夫。虽然他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感兴趣，但没参加过实际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老资格的一派，如吴稚晖、李石曾等人，都已身为国民党党员，不但公开支持南京政府清党，还带头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的呈文”。因为吴稚晖等人的变质，巴金等年轻无政府主义者与他们断绝了关系。当时李石曾经营了“自由书店”，《革命》是由“自由书店”发行的周报。《革命》周报的主编毕修勺与巴金原先关系甚密，但大革命失败以后巴金认为毕与李石曾合作，已经“堕落”了，就与他也断绝了来往。到了1934年，他们俩通过马宗融的努力恢复了以往的关系。因为马宗融与无政府主义有所关系，所以巴金以前不愿意写怀念他的文章。可能因此他就感到惭愧：“过去有个时期我习惯把长官的话当作真理，又有一个时期我诚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训，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愧对亡友。”在《七十六、怀念马大哥》里，巴金已经开始承认过去自己是个较偏重于实际工作的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我又一次看见了马宗融大哥，看见他那非常和蔼的笑容。他说：‘你好吗？这些年？’他在我背后的沙发上坐下来，接下去又说：‘我们替你担心啊！’多么亲切的声音。”这一段是巴金的幻觉，但这幻觉肯定是来自过去的记忆当中。马宗融担心的当然是巴金的安全。通过回忆马宗融对自己的关心，巴金婉转地承认自己曾经有过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而生活的时期。

　　因为有外来的因素过去不得不隐瞒了的思想，很可能给晚年的巴金再次提供力量和勇气。他的这种肯定也属于“自我形象”恢复的范围。文革结束以后重新创作作品的巴金实际上继承了解放以前的思想和生活态度。巴金在许多文章里表示了对解放以前和以后作品的看法：“它们（指十四卷文集）也绝非毒草”（《六、“毒草病”》），“可是我看校样时才发现集子的前半部大都是‘歌德’的文章，而且文章里充满了豪言壮语。”（《三十一、“豪言壮语”》），“如果说《大寨行》里有假象，那么排在它前面的那些文章，那许多豪言壮语，难道都是真话？”（《四十九、说真话》）因此，他对无政府主义的肯定是应该从创作态度和精神方面被理解的。

　　这样，我们就进入到巴金探索的另外一个侧面，即关于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心和良知的实践。令人注目的是巴金在社会实践方面的探索并没有脱离自己的身份 ━ 知识分子作家。“……他至今还在‘探求’，他始终不会忘记作为作家他有什么责任。他的小说正如他一位朋友所说，是‘一团火，一把剑’。现在需要这样的作品。”（《三十三、悼方之同志》），“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写吧，写吧’好象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和文学》），“我写作是为了斗争，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后记》）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巴金十分渴望在自己的岗位上尽量履行自己的责任。

　　在1979年，上海曾发生过一起骗子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事件，骗子归案以后，其行径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转化为社会上对干部阶层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愤慨。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就以这一事件为题材，反映在社会上越来越蔓延的特权主义。当时官方这样批评这出戏：“戏中由人物形象形成的整个环境，对三中全会以后的现实来说，不够真实，不够典型。”，“对不应该同情的人物，不加分析地同情”。但巴金对这部作品的看法一直没有变：“话剧虽然不成熟，有缺点，像‘话报剧’，但是他鞭笞了不正之风，批判了特权思想，象一瓢凉水泼在大家发热发昏的头上，它的上演会起到好的作用。”（《五十四、再说小骗子》）

　　对于作家谌容，老人在《随想录》和《创作回忆录》里总共三次表示支持：“……我喜欢这本小说。……。《人到中年》写了我们社会的缺点，但作者塑造的人物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空洞的、虚假的，而是深沉的，用行动表示出来的。”（《五十、〈人到中年〉》），“《真真假假》是《人到中年》作者的另一部好作品。她有说真话的勇气。”（《七十九、三论讲真话》），“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写一部象《人到中年》那样的小说。……。我在谈自己的中篇《还魂草》，一下子动了感情就扯到谌容同志的《人到中年》上面去了，因为《人到中年》讲了我心里的话，给我打开了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我还有那么大的勇气，那么多的力量！”对谌容作品的多次公开肯定表示年轻作家“讲真话”的勇气在老作家的心里引起了超越代沟的共鸣。巴金对这些文学作品的评价包含着两个意义：一个是对新一代作家的作家精神的表扬，另外一个是通过赞成他们的创作精神更加坚定自己的主张。在《大公报》上连载《随想录》的几年中，巴金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它们虽然没有发展为过去似的政治风暴，但给老作家带来了不能忽视的精神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能遇见思想上的同盟，的确是难得的事情。巴金在刚开始写《随想录》的时候，曾经把这样的期待寄托于曹禺身上。巴金多次向曹禺呼求过与自己一同走“独立思考”、“埋头写作”的路。不仅如此，巴金无论在谁的身上找到“独立思考”和“讲真话”的勇气，都非常鼓励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他们辩护。这也是对自己思想道路表示肯定的另一种方式。对年轻作家的支持等于对自己晚年思想实践的支持。

《随想录》第一次在大公报上刊登

　　在《探索集》和《真话集》里，巴金还更深层地、更具体地进行从《十一、一颗桃核的喜剧》开始的“自我解剖”。这“自我解剖”主要通过回顾文革时期的遭遇进行。在《三十六、小狗包弟》里，巴金给读者剖析自己内心存在着的可怕的性格。为了揭示这性格，巴金先讲述在“文革”中发生的一件小事情。为了避免红卫兵的注意，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巴金把家里养过的狗送到一家医院的实验室。处理完这事后，他“感到轻松，真有一种摔掉‘包袱’的感觉”。但不久他就发现“不仅是小狗包弟”，连他自己也“在受解剖”。最后，巴金在自己的身上找到的是自己一直批判、感到厌恶的“觉新性格”：“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为了自己家人的安全和幸福，牺牲自己的一切，可结果得不到幸福，失去亲人，甚至失去自己本人，这就是所谓的“觉新性格”造成的后果。巴金在《激流三部曲》当中严厉地批判了“觉新性格”，提倡青年人应该追求个性解放、冲破家庭鸟笼。觉新是按照巴金的大哥的形象而塑造的人物。作者总是“要使大哥那样的人看见自己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身上的疮开始溃烂。而万万想不到在自己身上充满着这种“不彻底”的、“无可奈何”的性格。这令人伤心的觉悟继续发展到《真话集》里的“奴在心者”思想。

　　在《六十九、十年一梦》中，巴金表明自己过去对“奴在心者”的理解是错了的。过去他认为像《家》里的“黄妈”、“鸣凤”那样甘心情愿当奴隶的人就是“奴在心者”。在“十年浩劫”中，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六六年他刚刚被打倒的时候，因为害怕他完全承认自己有罪，“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宣传的‘真理’思考。”他“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自己的“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与巴金患难与共的一位文人这样回顾当时巴金的情况：“事实上，无论是在作家协会机关里，还是下农村，巴金的劳动态度都很认真，真心诚意地要通过劳动改造自己。可是，独具慧眼的 「造反派」竟然从中看出他有「翻案」的意图，自然又是场狠狠的批判，上海有一家报纸还为此点了他的名。巴金的这种不正常的、脱离独立思考的日子到了六九年五月才基本上结束：“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进行大转弯。”（《六十九、十年一梦》）通过《思想汇报》事件，巴金“忽然发现在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终于明白这一次运动与《水浒》鲁智深打死镇关西一样，自己怎么去讨好权力者，怎么去讨他们的宽容都不可能得到解放。同时他发现自己的思想还不如“黄妈”和“鸣凤”。因为她们并不是造反派批评的那样“逆来顺服、任人宰割的羔羊和甘当奴隶的‘群氓’，“她们即使觉悟不‘高’”，“但她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但自己却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勇气而盲目地相信神明。这可怕的发现引起了巴金“独立思考”精神的恢复，让他脱离“奴在心者”的状况。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上海的老作家王西彦的看法也与巴金一致：“为什么我们这些良心清白的人，竟然会陷入目前这种悲惨境地的呢？有一个答案是，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来自那些政治舞台上的野心家，他们为了争夺权势，为了打倒政敌，同时自然也为了镇压可能怀有二心的知识分子，所以不顾置民族国家于万劫不复的绝境，不惜伤天害理地把千百万不仅完全无辜、而且自以为是社会良心的代表的知识分子投入地狱之门，……。但是，如果不能满足于这种简便的答案，我们是不是不妨在自己身上找一找应负的责任呢？……，我们的驯顺和忍受，会不会是一种对那个横蛮凶暴的退伍兵的鼓励呢？巴金虽然用解剖、责怪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恢复自我意识的过程，但实际上在他的内心中一直保留着一种信念。一九六七年，造反派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毒草的时候，巴金用短短的一句话来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我相信历史，将来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判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巴金虽然有过曲曲折折的自我意识的变化，但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对历史的希望并且没有失去过对自己作品的信心。一九六九年的觉悟只说明巴金较彻底克服内心的矛盾重新回到“真我”的过程。通过《六十九、十年一梦》里的“自我解剖”，读者能够理解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作家如何变成“奴在心者”，然后又如何回到真正的自己。

　　巴金通过提出“奴在心者”的思想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的个人的、主观的原因，之后，他的探索慢慢接近了十年浩劫发生的根本原因。他在八二年五月六日写的《八十六、思路》里终于揭示了“文革”发生的责任者。在这一篇中，巴金首先表示《随想录》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创作出来的，同时暗示这篇的结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得到的：“……然而我偏偏不死，思想离开了风车，又走上了自己的轨道，又顺着思想走去，于是产生了这几年中发表的各种文章，引起了各样的议论。”，“人要动脑筋思考的，思想的活动是顺着思路前进的。……。没有思路的思想就是歪理。”然后，他从一个外宾提出的“为什么‘四人帮’会有那样大的‘能量’”的问题开始说出自己的答案。对于这敏感的问题，巴金仍然保持非常小心的态度。他没有直接谈自己心中的结果，而依据历史上的事件和自己曾祖的文章暗示文革发生的责任应该归于谁：“我这次在杭州看到介绍西湖风景的电视片，解说人介绍岳庙提到风波狱的罪人时，在秦桧的前面加了宋高宗的名字。这就是正确的回答。”像南宋的主和派秦桧以宋高宗的权力诬陷杀害岳飞一样，四人帮也是依靠最高权力者的势力才能够横行霸道的。虽然巴金并没有提到具体的名字，但是由“宋高宗”的名字，谁都会联想到毛泽东。

　　在《探索集》和《真话集》里所表现出的“自我解剖”和对文革的真正原因的思考充分表达了《随想录》的主题：对文革的反省。巴金一方面在内心深处进行对“觉新性格”、“奴在心者”思想的批判，另一方面向社会提出自己对历史事实的看法。从内到外，从自己到社会，《随想录》的忏悔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家以后的思想发展历程又形成了《病中集》和《无题集》两本集子。

注：本文节选自李喜卿老师博士论文第二章．第四节，内容有所删减。

李喜卿老师主题讲座—— 从"不足“的一面谈《随想录》之魅力

将于2016年11月26日14:00在大隐书局（淮海中路1834号-1）开讲！

编辑︱忻世超